季羡林的介绍、成就具体些

季羡林的介绍、成就具体些
季羡林的介绍、成就
具体些

季羡林的介绍、成就具体些
季羡林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北京时间8点50分,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学术成就 学术研究内容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 1 、印度古代语言研究： 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 2 、佛教史研究： 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 3 、吐火罗语研究： 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0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 4 、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 《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 5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 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 、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 《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0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7 、比较文学研究： 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8 、东方文化研究： 从80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0余,800余册,预计15年完成. 9 、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 90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 10 、散文创作： 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4] 重要学术论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季羡林读书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5] 学术思想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学术任职 季羡林先生学术任职广泛,曾任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主要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 （1982年）、《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 、《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 、《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化研究》、《禅与东方文化》 、《东西文化议论集》、《世界文化史知识》 等. 个人奖项 1986年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获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1987年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 1989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论文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1992年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1992年,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7年主编的《东方语言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1997年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专著二等奖. 1998年德黑兰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99年《季羡林文集》(24卷)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2000年专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获长江读书奖“专家著作奖”. 2000年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金质证书. 2006年9月26日,在中国译协庆祝国际翻译日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季羡林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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