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史上有什么是对我们现在政治发展不利的?有什么可以继续借鉴的最少五条

政治思想史上有什么是对我们现在政治发展不利的?有什么可以继续借鉴的最少五条
政治思想史上有什么是对我们现在政治发展不利的?有什么可以继续借鉴的
最少五条

政治思想史上有什么是对我们现在政治发展不利的?有什么可以继续借鉴的最少五条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思想的历史,它不是历史事件的简单罗列,更不意味着是传统的东西的逝去.因为传统是过去的构成要素,同时又是现在的土壤和未来的因子.现在承接过去又连接未来,现在是过去的继承者,又是未来的开拓者,传统是现在的根源,未来是现在的信念,现在不能没有根据,也不能没有信念,与现在之中弘扬传统、展望未来,开拓出一条充满学术的思想之路.所以处在“现在”之中我们仍要不懈地去研究过去,展望未来,去深刻地理解漫漫思想进程中留给我们的智慧财富和思想结晶.
　　中国政治思想史像一盏指路明灯,告诉我们该如何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哲理想.它蕴涵着深层次的文化底蕴,概括起来就是要告诉我们：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施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义利之辨就是属于“治国方略”中的内容.为了合理地实施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有效地实现民心的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义利统一被作为治国的伦理准则.
　　但是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对于义利的选择向来存在争议,叫做义利之辨.而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义与利”的概念问题.
　　《易经·乾卦》中说：“义者,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前一句意思是说,义就是万物各得其分,不相妨害,利益达到各方面的中和之美.后一句话说：利,就是各方利益得到充分照顾,也就是达到义的中和之美.可以说这是从哲学的高度比较正确地说明了义与利的关系.
　　但就一般而言,义,亦即道义,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利,亦即功利、事功、功用,指人们生活的条件、要求等物质利益.而义利之辨就是关于道义和利益之间的思想和观点.那么在义利之中我们究竟该如何解决矛盾和冲突,作出合理地抉择呢?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对此作出了极为可贵的思想探索,可谓是百家齐鸣.而这些探索给予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启迪和借鉴.
　　孔孟：先义后利
　　据现有文献记载,在“义利”问题上,孔子是较早指出“义利”问题的先哲之一.孔子不但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并提出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著名命题.他认为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则一味地追求利,把重义与重利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分界限.
　　之后孔子的义利观得到了孟子更系统地阐述,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孟子·告子上》）主张先义后利,把义放在首位,在生之利与死之义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应该舍生取义,把死之义看得比生之利好要重要.可以说孟子的义利观是对孔子的继承,但是更强调了“义”.
　　荀子：见利思义
　　与孔孟“先义后利”的观点不同的是,荀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荀子明确指出,“义”和“利”两者是人之所共有的,是人见人爱的两种追求,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人使尽教化等手段也不能去掉民的利欲,桀纣这样的暴君使尽暴力等手段也不能去掉民的好义,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教化让民欲利的同时又不违背义的原则.
　　所以,荀子“义利”关系上的基本原则是“见利思义”,这一观点承认了人有“好利”之心的基本事实,更符合人性的本来面目,并且反对“惟利所在,无所不倾”（《荀子·儒效》）的片面性,遂使得荀子的观点合情合理,更具人情味.
　　墨子：“义利合一”
　　同样为“显学”的墨家,高举起“义利合一”的大旗,旗帜鲜明地反对孔孟的“义利观”.墨子认为“义利”是统一的,“义”就是“利”,“兼相爱”和“交相利”是互训的,是统一的.墨子在宣扬其“兼爱”理论时,经常是“爱人”和“利人”并提的：“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墨子·节用中》）
　　墨子在思考发明创造某种机械是否有价值时,认为也应该以是否“利人”为标准；同样,考察统治者是否“仁义”,更应当要“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可见,墨子的“义利观”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这种功利主义是把百姓的实际利益置于第一位,不是宣扬利己主义.这是我们古代伦理学说的一个优良传统.”（朱伯昆《先秦伦理学概论》）
　　韩非子：“任理去欲”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欲利”是人之常情.但韩非子又认为,这种“欲利”一旦产生,便有了“邪心”,而人一旦有了“邪心”,就会“弃理”,其结果必然会“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韩非子·解老》）不仅事情做不成功,连性命也丢了,利欲熏心,必招来祸害.如何处理这矛盾?韩非子提出了“任理去欲”的解决办法,即是“利用人的趋利避害之心,要臣民通过修养去私利,遵守社会规范,为国君效忠；要国君通过修养,去私心,推行法治,为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办事.”（朱伯昆《先秦伦理学概论》）
　　老庄：“义利皆斥”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在“义利”问题上倒也没有什么鲜明的论题,只是老庄认为,“义利”等都属于人为事情,都是有累于自然的心性,于自然是相违背的,所以,老庄的态度和儒、墨、法都不同,都排斥“利”,亦反对“义”,这种“义利皆斥”的观点显然与其崇尚“无为”的观点是相一致的.
　　董仲舒：“义利统一”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义利观”是“尚义反利”.后于孔孟的荀子尽管提出了“见利思义”的观点,但仍跳不出“重义轻利”的范围,到了汉代,儒家大师董仲舒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著名论题,片面地发展了儒家“重义轻利”的观点,但是他也对义利作了进一步明确定位,他说：“天之生人也,使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董仲舒把利看成是养体的必备条件,所以他主张兴利,强调“圣人之为天下利”,“兴利除害”.其义利观的总体思想是倾向于主张义利统一.这一“义利观”成为其后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并为后世儒者们所推崇.
　　宋代：“功利思想”
　　义利之辨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历代儒学家大多重义轻利.但是发展到了宋代,思想家们一反儒家的思想传统,提出了功利思想.李觏主张“义利统一”；王安石主张“养生保形”；陈亮“注重事功”；叶适“以利与人”.
　　李觏认为,历代儒学家耻于言利欲,但实际上利与欲是人由以生存的根本条件,如果过分地追求利、欲,是贪、是淫,但是,如果不贪不淫仍然不能言利、言欲,这就是违反了人的性情,残害了人的生命,世俗之人之所以不喜欢儒家的说教,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所以李觏认为“义利统一”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
　　王安石认为,形体是人性的基础.他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了儒家宣扬的人性论和佛老的禁欲主义,把自然生命形体看成是人性的基础,公开地申明人的物质欲求是合理的,人性和形体是不能分开的,要保形必须养性,保形才能尽性,从而阐明了他的物质利益原则.这种“养生保形”的人性理论独辟“新学”功利主义的蹊径,是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环节.
　　陈亮在批判当时流行的空谈性命义理的斗争中,积极提倡功利主义思想.他对朱陆等人的空谈性命义理深为不满,嘲笑他们实际上是一些“麻痹不知痛痒之人”,认为要从事学问就应以适用为主.他尖锐地揭露了但是士大夫阶层在理学禁锢下严重脱离实际的状况,所以他提出了“注重事功”的功利思想.
　　叶适提出了“以利与人”的功利思想,他认为,要宽民重民,不能视为空谈,必须在实际上有所体现,要真正让民众在实际功利方面有所收获.他还在针对董仲舒等人提出的观点明确了自己的主张,他强调了义利的统一,认为离开了利就无所谓义.他对古代的圣王以利与人的做法表示赞同,认为只有给民以实际的功利才能显示出光明的道义.
　　理学：“存天理 灭人欲”
　　当 “尚义反利”的观点传承到宋明理学家手里时,二程就提出了“仁义未尝不利”的义利统一观,.在服从封建秩序的前提下,二程把义与利统一起来,认为遵守亲亲、君君的仁义道德信条就是利,所以得出结论是“仁义未尝不利”.但其基本思想还是倾向于利不妨义,求利不能丢掉仁义的准则.在义利关系上,把义利统一起来,这对儒学义利之辨来说是一个积极的见解.
　　而二程的思想对南宋朱熹则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强调要“仁义为先”,并由此引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人欲之辨.朱熹认为,圣贤之治必须以仁义为先务,而不是急功近利.在义与利的问题上,把义放在首位,认为义就是适宜,适宜才能有利,主张重义轻利,由此引出天理人欲之辨.
　　“存天理,灭人欲”是二程与朱熹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他们把人正当的生活都视为人欲,可见他们把“义”和“利”看成了绝对的事物,因而把这两者割裂开来,由此走向了极端.这一观点引起了明清一大批具有启蒙思想的伦理学家的不满,他们在继承墨家“义利合一”的思想上,提出了“义利并重”的观点,可惜的是,这声音太柔弱了,仍被正统的思想所淹没.
　　总 结
　　在上述诸种“义利之辩”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辨可谓是“源远流长”,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我们更可以看到的是：人类在物质文明的建设过程中不断地创建精神文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和管理过程中对义与利关系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扬弃升华的过程.
　　而思想家们则通过对义利关系的回答,来体现自己行为的道德价值取向.其中儒家“尚义反利”和“重义轻利”的传统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心态的影响是最大,因而这一影响也就使得我们中国的传统伦理文化积淀了一种深沉的重义轻利的传统.这样一个传统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我们的道德理论和实践.
　　那么现在的我们,结合身处的环境,又该如何回答义利的关系问题,该如何在义与利之间作出抉择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这过程中,我们要做到以史为鉴,结合实际.我相信：有了这么多思想家的探索,对于未来,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辨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