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缺乏信仰,心灵不受任何约束；不相信未来,只相信现实的享受；不相信周围的人,只相信自己,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切,而其余所有人或许都是我们的敌人,要么是我们用以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不相信世界上有美好的东西,一切美好的东西在要么是可笑的,要么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坚定的信仰遭到嘲笑,无所信仰则成为自豪的资本；诚实被等同于傻冒,欺骗被认为是一种才能.一些社会学家争相标榜,嫖娼卖淫可以增进社会福利；有经济学家则论证说,贪污腐败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此等等.
我们的社会的确创造了经济奇迹,人们的财富和生活的确有了大幅度提高,文化、娱乐、消遣方式的确丰富多彩极了.但是,在这些物质的背后,心灵深处却是虚无的.这种虚无蔓延到人们精神的各个层面：个人的信仰、个体的私德与公德、怜悯之心、公民精神,等等.人们找不到心灵的归宿,社会上因此弥漫着一种普遍的焦虑症.就精神疾患之严重、心灵环境之空虚而言,可能没有一个时代可以与我们这个时代等同.
不过,反用英国文人狄更斯的话：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也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愚昧的年头,但也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怀疑以至虚无的时期,但也是信仰的时期；这是黑暗的季节,但也是光明初露的季节.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不能没有信仰、道德、伦理,不能没有理性精神、公益精神,也不能没有文化自信.古人确实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话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在物质财富与精神生活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道德、怜悯之心、公益之心和公共精神.中国人需要重建自己的精神.它是人们安顿自己的身心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社会能否变得文明而令人向往的关键所在.
到了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人重建其精神世界的某些迹象.也许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人的精神重建的时代.
所谓的精神,包括我们赖以安身立命、解决生命意义问题的宗教信仰,我们对待亲人、邻居、同胞的伦理道德,我们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公益精神和公民精神,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理性精神,以及我们的文化自信.
我们将透过目前看似混沌的社会乱象,掘发那些致力于精神重建的人们的故事.
他们大部分是普通人,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可能并无“远大”的抱负,但他们是诚实的人,是真诚的人,是具有信念的人,是热心公益的人,是具有理性精神的人,是热爱本民族文化的人.他们从事的事业可能是卑微的,但他们却使自己的心灵充盈而饱满,散发出人性的光辉.他们也象征着中国人精神重建的开端,并为中国人的精神重建指出了一条条可能的路径.
当然,中国人的精神重建乃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一项极为艰难的挑战.它不像制度建设那样可以立竿见影,更不可能如GDP那样可以靠数字魔方变化出来.
中国人传统的精神世界历经数代逐渐萎顿,要重建它,恐怕需要更长时间.因此,精神重建可能是整个二十一世纪的主题.
人们确实已经看到,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20年的增长期,各项政治法律制度也在逐渐转型；人们也一直在抱怨这个时代的精神荒芜.但其实,始终有一股潜流在物质的世界下面涌动,那就是精神重建的努力.这些努力在物欲横流的时代看起来如此渺小,但它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希望所在.
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其结果,是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信仰是超越对象的,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人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这个回答,听起来有点出乎意外.在我们这里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违反规则?首先,是看看对自己是不是有利,如果有利,看见自己既无危险,又可以抢时间,就“忘了”规则；其次,是看看自己会不会被发现,如果看见了红灯却看不见警察,又相信此处没有隐藏的监视器,于是就“大胆地往前走”了.
当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正常”之后,连基本的是非也会被颠倒过来.例如,梁晓声讲的经历还有“后话”：他回国后,有一次在路口红灯面前停车,但是左右两边都无来车.他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勇往直前”闯红灯,绕过他身边时还冲着他大骂：“(你神经有)毛病!”
——交通的状况是中国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前几天《检察日报》报道,一位清洁工人拾到几千元钱上交之后,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而向亲戚朋友借钱,那些本来真心答应过帮忙的亲友,却都翻了脸,认为拾金不昧再来借钱也是“有毛病”!
正如在一个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坚持不扔垃圾是很难的,在好行为被视为“不正常”的环境下,要坚持与“常人”不同的好行为也很难.
要把全国变成一个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净化全民的道德“环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应与法律连接(如在一些西方国家,“见死不救”属于犯法)；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则与信仰相关(传统文明基本如此,但在现代,宗教“修行”只属自愿).
前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净化,需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而这类法治原则的确立,又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可以说,中国精神的重构,关键在政治改革,基础在人心提升.
后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提升,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种信仰(对法律原则的内心服膺),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人心的自我约束常常软弱无力,在传统礼俗衰亡而法治观念薄弱的条件下,“人心惟危”的状况必然出现.
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这种被国人视为“正常”的理智有三大特点：一,只从感观或直接的经验出发——所以不考虑看不见的东西(“身后房子里也许有一个小孩”、“看不见的警察或监视器”之类当然不予考虑)；二,只从眼前或短期的算计出发——所以不考虑长远的事情(“将来那个小孩有可能出事”、“闯红灯会增加交通混乱,最终使自己的车速和安全也受影响”之类当然也不予考虑)；三,只从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发——所以不考虑他人或整体的利益,更不考虑自己与社会、自然、世界整体的关系(因此“那个小孩与我无关”、“交通混乱我管不着”之类心态,才是思考的真实基础).
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又随时在卷入的道德腐败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而就那个清洁工人来说,我想,她不会缺少那些亲友视为“正常”之惟一标准的“理智”,但她没有忽略“正常”人还不能缺少的良心,因为她相信一个很实在的道理：不应该拿别人的东西；就梁晓声或他开车的朋友来说,我想,他当然知道这一次闯红灯有利无弊,但他虽招致辱骂而安然不动,因为他相信遵守这项规则,有利于大家长远的效率和安全,因此合乎正义；就那位美国老太太来说,后面楼房里有没有一个小孩,小孩会不会看见她闯红灯,将来会不会出事,全都是未知的.但她相信,因果法则(佛教称之为“因缘”)要求我们避免种下任何可能的恶因,博爱原则(基督教称之为“爱邻人”)要求我们关爱每一个人的生存.
这些人类本性不可或缺的、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良知、正义和爱心,恰恰都超出了直接经验、短期算计和小我利益,它们涉及与他人、社会、自然和世界整体的关系,涉及大我、超验和永恒,因此它们最强大的保障,乃是超越于狭隘理智的信仰!
中国人自古信天.作为信仰对象的“天”,乃是殷人所称的“上帝”或“帝”、周人所称的“天帝”或“天”、历代所称的“天道”或“天理”最流行的通称.
对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进行历史的梳理、批判的讨论、自由的选择.但是,如果考虑到先贤相信“天生民,有物有则”已经涉及人与他人、社会、世界及其本源的关系,考虑到古人所谓“天理”对“良心”的指引,考虑到今人所见“无法”与“无天”的关联,结论就只能是：信仰的超越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小学,毅然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给学生买鞋子,为村民修水渠……这一切,除了在那个不通公路的边远乡间,无人知晓,因为他自己不要传扬.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